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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溥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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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溥杰

爱新觉罗·溥杰

爱新觉罗·溥杰(1907年4月16日-1994年2月28日),字俊之,满族,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同父同母弟弟。生于北京清皇室醇亲王府爱新觉罗氏。其父醇亲王载沣光绪帝载湉之五弟,为清末监国摄政王末代皇帝溥仪为其胞兄。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1960年11月获释后,受到中央政府亲切关怀。1961年1月30日,周恩来总理接见了溥仪、溥杰及其亲属,鼓励他们为祖国做出贡献。溥杰十分感激,在诗中写道:"今朝灿灿红旗下,新旧河山迥不同",真诚表示"矢当珍此桑榆景,尽我余龄觅寸阴"。果由一封建皇弟转变为人民政权最高立法机关成员。他不仅热心社会公益活动,而且将多年的积蓄捐献给第十一届亚运会组委会,受到社会称赞。
溥杰自幼精习书法、诗词,具有坚实雄厚的诗、书功力,是海内外知名的书法家。他的书法作品为海内外所珍藏。他将自己的书法经验总结为:"腕头力气刚浑劲,纸上临摹守碎离。心正自然丰笔韵,形拘自得趋丰姿。"在书界可谓自成一家之言。由于他身世独特,有感而发,感情真挚,意境求新,他的诗词也很有特点。著有《溥杰诗词选》传世。

姓氏起源

古代的女真族人并不重视自己的姓氏,皆冠以部族名为姓。比如完颜部的人就很多姓完颜,叶赫部的人就大都姓叶赫。努尔哈赤远祖姓夹古,是爱新(旧女真“按出虎部”)部族的远支。遂其一支都冠以觉罗。遂随部族冠姓爱新(满语:aisin,金的意思)又因其为远支,则冠以觉罗(满语goro或gioro,远支的意思)。遂称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其子皇太极建国清朝,效仿汉制,取消远支大宗之分,使爱新觉罗成为一个姓氏。由于古代女真族远支宗室划分详细,遂许多姓氏就出现了觉罗的划分:伊尔根觉罗、阿颜觉罗、舒舒觉罗、葛籣觉罗、西林觉罗、通颜觉罗、扈伦(呼伦)觉罗、嘉木瑚觉罗、阿哈觉罗、伊拉拉觉罗、察拉觉罗等等。诸觉罗的前两(三)个字是地名或身份,后两个字是姓。
爱新觉罗氏统治中原初期,子孙并未按照辈分命名,康熙年间才开始采用汉人按辈分取名的方法。康熙初年,几名皇子曾先后以“承”、“保”、“长”三字命名,康熙二十年才固定划一采用“胤”字,其中康熙帝之子雍正的名字为胤禛,孙辈用“弘”,曾孙辈用“永”。乾隆时,又根据他作的一首诗,定了后人用“永”、“绵”、“奕”、“载”。道光时定了“溥”、“毓”、“恒”、“启”,咸丰时定“焘”、“闿”、“增”、“旗”。1938年修续爱新觉罗氏宗谱的同时,溥仪又添了12个字,“敬志开瑞,锡英源盛,正兆懋祥”。[1]

详细资料

溥杰的祖父为道光帝七子、咸丰帝之弟醇贤亲王爱新觉罗奕譞,伯父为光绪帝,父亲爱新觉罗载沣继承醇亲王爵位,后因辅政为摄政王。母亲苏完瓜尔佳·幼兰是正白旗瓜尔佳氏荣禄(即戊戌变法中的朝廷重臣荣禄)之女。
溥杰有兄弟三人,姐妹七人。依次为溥仪1906年生)、韫媖1909年生,嫁郭布罗·润良)、韫和(1911年生,嫁郑广元)、韫颖(1913年生,嫁郭布罗·润麒)、韫娴(1914年生,嫁赵琪璠)、溥倛(1915年生,早夭)、韫馨(1917年生,嫁万嘉熙)、溥任1918年生)、韫娱(1919年生,嫁王爱兰)、韫欢(1921年生,嫁乔宏治)。
杰幼年在醇王府溥仪伴读,于1929年到日本东京学习院、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溥仪曾勒令其留下并与一满人女子结婚,但被日军发现并破坏),1935年东北,在满洲国任军职(宫内府侍从武官)。 1945年8月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投降,满洲国灭亡。溥杰与哥哥溥仪逃至沈阳打算改乘飞机前往日本,在沈阳机场被苏联军队俘获,1950年8月被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羁押,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改造,到1960年11月获特赦释放(11月19日签署特赦令,11月28日执行)。之后与妻子重逢,并度过文化大革命
1980年代后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91年11月28日获日本立命馆大学颁发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1994年2月28日7时55分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87岁。 死后骨灰一半葬于日本山口县下关市中山神社(嵯峨家的神社)的爱新觉罗分社内。另一半葬于北京.

家庭

溥杰1929年于日本留学,1937年与日本皇族姻亲(“亲善婚姻”)、嵯峨家的女儿浩(婚后名爱新觉罗·浩)作权宜婚姻。两人婚姻圆满,
诞下两名女儿,长女爱新觉罗·慧生( 1938年2月26日——1957年12月4日)1957年12月10日,长女慧生在日本伊豆半岛天城山去世,当时广泛报导慧生属为情自杀。
次女,福永嫮生(1941年——),原名爱新觉罗·嫮生。其夫为福永健治,婚后随夫姓福永,名曰福永嫮生。现居于日本,并育有5名子女。 [2]

中国公民

简介

特赦溥仪“皇帝”及弟弟溥杰
到1956年末,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日本战犯基本上都已经释放回国,空闲下来的监舍逐渐又被一批批移押进来的国民党战犯住满。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决定了溥仪杜聿明等国内重要战犯的命运,从此战犯们便渐渐地放下心来。他们都是从时代风云中走过来的,有纵观全局的本领,尽管不曾听到讲话的直接传达,也早从通信、探监、参观、观礼等方方面面的迹象中,特别是对日本一些最严重的战犯的审理和宣判中,看清了自己的乐观命运。
毛泽东既然已经确定了“一个不杀”、“不审不判”的方针,他当然也会有分批释放国内战犯的具体部署,不过有个时机问题。
1959年9月17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随后,刘少奇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其中第一
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战争罪犯,关押10年而确已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
9月1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早晨的新闻联播中,将要播出这一重大新闻以及国家主席刘少奇将要颁布的特赦令。遵照上级有关领导部门的指示,战犯管理所在18日这天早晨新闻联播节目开播之前,便把全体在押战犯集合在走廊里等候收听广播。6时30分,当扩音器里传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对在押战犯、反革命犯和普通刑事犯实行特赦的特大新闻时,只见战犯们都纹丝不动地伫立在走廊里静静地听着,周围的空气好像都凝结了似的,沉寂得连人的呼吸都能听得到。播音员最后的一句话刚刚落音,走廊里便爆发出欢呼声、口号声和热烈的鼓掌声。他们激动得热泪盈眶,不断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溥仪在一份手稿中写道:“特赦,是谁提出[3]来的呢?是共产党中央。建议要赦的是谁呢?是过去对人民犯下滔天大罪、屠杀无数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反动派和汉奸,是帝国主义的帮凶分子。建议的署名者毛泽东主席,他的妻子、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就是被国民党杀害的,他的儿子牺牲在美帝国主义对朝鲜的疯狂侵略战争中 ”
对于特赦的思考,表明溥仪的立场和感情都已有了巨大的变化。愈是如此,就愈有历史的沉重和负疚感,当别人悄悄整理衣物准备出狱的时候,溥仪对自己却不抱希望。别人都不愿放过这个热门话题,他却只出两只耳朵,不参与议论。有人问他“能否首批获赦?”他照直回答说:“我不行,我的罪恶严重。论表现我也不比别人强。我还不够特赦条件。”
不但溥仪自卑,其他人的看法也差不多,都认为只有官小的、罪恶小的,接受改造态度又好的,才有可能首先被特赦。最乐观的是那些参谋长和校级军官,他们甚至已经作好了获释的准备,而溥仪显然是“首恶必办”的首要对象,即使全部战犯都放了,怕也轮不到他头上。
不久,战犯管理所来了一大帮记者,他们总是把镜头对准溥仪,有人猜测先赦皇帝的可能性,但多数人仍认为这些记者是出于好奇,都想借机看看这个著名的末代皇帝,照相多不等于释放早。盼望特赦的战犯们终于捱过了入狱以来最漫长的两个月,溥仪过得倒很平静。11月30日,那天大雪纷飞,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房屋、道路和操场,盖上了晶莹洁白的雪花。次日放晴,战犯们依例各拿工具扫雪,清除积雪后,又遵照管理所的安排,把大俱乐部也布置一新,接出许多条电线,安放了录音机和摄影机,又用汽车运来许多条长凳。人们心中都明白:这是要开特赦大会了。
这些天,孙明斋所长等人先后找溥仪谈过话:谁最有可能首批获赦?他认真想了一会儿,说出了组长的名字。再问还会有谁?他又说出了最近一次评比中成绩优秀的一个,还说了一个学习委员会的成员。有人问他:如果有你,你怎么想?溥仪微笑地说:“我认为首批不可能有我,我还不够格。”当天晚上,金源副所长找溥仪谈话,问起对特赦的想法。“国家主席发布的特赦令,你们也学习了,特赦令中申明,对那些确有改恶从善的,将于国庆十周年后特赦。如得到特赦,你将怎样?如得不到特赦,你又将怎样?”溥仪回答说:“我认为我与别人相比,我不如他们,这次特赦不可能有我,如果要继续在这里改造,我一定老老实实接受教育。”
“如果这次特赦有你,你将怎么办?”金源副所长的眼睛闪出坚定的光芒。“如果这次能特赦我,完全是党对我的宽大。认为我有了做人的资格。我前半生有罪,中国共产党指给我改恶从善的道路,后半生我一定要好好跟党走。但是,现在恐怕不会有这种事。”尽管溥仪这样回答,他的心跳却因金源副所长的这句话而加快了。
1959年12月4日,对爱新觉罗·溥仪来说,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日子,是他后半生的起点,从这天开始,溥仪不再是皇帝,也不再是罪犯,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普通公民。因此,这不能不是他感受万千的一天。
这天上午,抚顺战犯管理所首批特赦战犯大会隆重召开。“爱新觉罗·溥仪!”这就是那张“特赦名单”所列出的第一个名字。溥仪一下子愣住了,他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却在一两秒钟之内突然出现了,溥仪感到意外,他慢慢地站起来,在全体战犯的注视下,他缓缓地走到主席台前,伸出颤抖的手,眼含热泪接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然后鞠躬行礼。一个崭新的政治生命诞生了,就诞生在中国的宣统皇帝的躯壳之中。这消息当天就登上了日本报纸的显要版面,第二天又在华盛顿、伦敦、巴黎,以及中国台北和香港等地见了报,一下子传遍了世界。溥仪特赦回到北京以后,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朱德委员长、水电部部长傅作义等国家领导人,利用到北京植物园观赏花卉的机会,也一定要会见溥仪,亲切地跟他攀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作为把溥仪从战犯改造成为公民的专政机关的代表,继续关心溥仪,也到植物园看望他,愿他能巩固住改造的成果,不断取得进步。
作为公民的溥仪不但为国内各界所关注,也是受到全世界注目的人物,各种肤色的来访者络绎不绝,其中有 俄罗斯哲学家、乌克兰女作家、匈牙利和墨西哥的记者、智利等拉丁美洲国家的法律工作者以及英、美、日等国的作家与记者等等。
当毛泽东向外宾介绍中国经验的时候,也不止一次地把溥仪推荐给国际友人,一批批国际友人与中国末代皇帝见了面。随着社会交往的增多,溥仪开始走向世界。
蒙哥马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负盛名的盟军统帅之一,他在1960年5月24日至28日期间首次访华,并会见了毛泽东、周恩来和陈毅。在欢迎蒙哥马利的盛大国宴上,溥仪杜聿明作为特邀客人出席。
当周恩来指着溥仪向蒙哥马利介绍说“这位便是中国清朝的宣统皇帝”时,溥仪出人意料地大声回答:“今日光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溥仪!”总理与在座者一起热烈鼓掌。
还有一次,溥仪见到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噢,是皇帝驾到,我得给您叩头。”斯诺早已从毛泽东那里得知溥仪的近况,一看见溥仪,就像熟人似的微笑着用略显生硬的汉语开了一个玩笑,斯诺一向是个十分风趣的人。“历史上那个有罪的皇帝已经死去了,如今,站在您面前的是公民溥仪 ”溥仪却一本正经。“看你现在的身体很不坏呢!”斯诺关心地打量着穿着整齐的溥仪。“您说得对。几十年的帝王生活,把我的身体弄得很糟。那时候我是弱不禁风的,一走路就透不过气来,随时都有可能驾崩 。今天大不相同了。我可以整天走路、劳动,一点儿不觉得累,真是越活越年轻了!”溥仪不无骄傲地说。溥仪作为公民,还参加了人民代表的选举。最初,植物园的领导也说不清溥仪是否有公民权,经过层层请示,直到把问题摆在周恩来总理面前。周恩来当即指示工作人员打电话答复说:溥仪特赦后就是公民了,怎么能没有公民权呢?有选举权,也有被选举权,这是不言而喻的!
特赦后的新生活
[4]溥仪特赦一年后,溥杰也获得了特赦。喜讯又一次震动了爱新觉罗家族。爱新觉罗家族的一对亲兄弟,如今以自由人的身份在北京喜相逢,欢乐之情自不待言。
不久,周恩来接见了溥仪和溥杰兄弟,谈了溥杰的工作问题。几天以后,溥杰被安排到景山公园管理处工作。
爱新觉罗·溥杰先生的故居,位于护国寺大街52号。红漆大门坐南面北,斜对面是一家花店。从大街上走,几乎没人会注意这个大门,因为它太普通了。进了大门才知道,这是一个门道。面对大门应当是影壁的那堵墙,其实是四合小院西房的房山。进门左转,眼前豁然开朗,一个方形院落呈现在眼前。这是一个规整的四合小院。北屋正房,当年是溥杰先生的卧室和书房;南屋是会客室,东屋是厨房兼餐厅,西屋是秘书和保姆的办公室和卧室。院中各房门之间,铺着甬道。院子里种着一些花木,北屋墙壁上,盖满了爬山虎。一到夏天,小院里郁郁葱葱生机勃勃。
溥杰夫人浩说:“回到北京后,我迎来了第二个青春。”  溥杰住进护国寺52号,是1961年5月12日。这个院子本来就是溥杰的父亲分给溥杰的,但溥杰此前一直没有住。溥杰在20岁以前,一直和父亲一起住在什刹海北岸的北府。现在,北府的一部分是宋庆龄故居,一部分是卫生部。10岁那年,溥杰由母亲和祖母带领,进紫禁城,第一次见到了他的哥哥溥仪。那时候,虽然已经是民国了,但根据清室优待条件溥仪仍然住在紫禁城里。14岁以后,溥杰开始进宫陪溥仪读书。1924年,冯玉祥的军队将溥仪赶出了紫禁城。溥仪先是去了天津,后来去了东北,在日本人的扶植下做了伪“满洲国”的“皇帝”。溥杰是1929年他22岁的时候,东渡日本去学习军事,幻想着有一天能统领军队,恢复大清朝。溥杰的美梦随着日本的战败、“满洲国”的灭亡也随之破灭了。1945年,他跟溥仪一起当了苏联红军的俘虏,押往西伯利亚。1950年被引渡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了10年。1960年获特赦,这才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北京。
同溥杰一起走进这个院子的,还有他的夫人嵯峨浩嵯峨浩出身于日本名门世家,浩本人受过高等教育,喜欢画油画。嵯峨浩当初并不愿意充当日本军部的牺牲品,然而她一看见溥杰的照片,立刻对这位英俊的年轻人产生了好感。两人见面以后,溥杰也很喜欢浩。1937年,两人结婚了。当时溥杰30岁,浩23岁。婚后,两人感情甚笃,生了两个女儿,大女儿叫慧生,二女儿叫嫮生。1945年日本投降,溥仪、溥杰企图乘飞机逃往日本,不料飞机降落在了沈阳,做了苏联红军的俘虏。被撇在长白山下大栗子沟的浩,带着两个女儿,饱尝颠沛之苦,辗转回到日本。在分别十六年之后,夫妻才得重逢。
当夫妻二人一同走进52号院时,小四合院已经粉刷一新,屋内摆放着沙发、软床、梳妆台等家具,锅碗瓢盆一应生活用具全部配齐,安上了电话,并且还有一位保姆,帮助料理生活。这一切太让浩夫人惊喜了,她问:是谁为我们安排了这样好的居住条件?溥杰怀着感激的心情告诉她:是周恩来。

溥杰说:周总理对我的恩情比天高比海深

溥杰在世时,房间里一直挂着周恩来的画像。溥杰夫妇对周恩来总理心怀深深的 感激之情。因为他们在周恩来总理的身上,感受到了新中国政府的温暖,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 溥杰夫妇自1945年在大栗子沟分手后,彼此日夜牵挂着对方,是生是死,音信全无。那种痛苦滋味,非亲历者很难想象。转眼,在日本长大的慧生已经上高中了。她酷爱中国文化,努力学中文,读中文书籍,用中文写日记。她背着母亲,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我们不知给日夜思念的父亲写过多少次信、寄过多少张照片,但是从来没有收到过一封回信,只好望洋兴叹。……虽然人的思想各不相同,但骨肉之情却是一样的。我想,如果周恩来总理有孩子,一定能够理解我们对父亲的思念,一定能够理解盼望与丈夫团聚、同时含辛茹苦地将我们抚育成人的母亲的心情。……”这封信经过周总理的手,转交到了当时身在战犯管理所的溥杰手里。他同时被告知:你可以跟在日本的妻女通信,并且说,这是周恩来总理批准的。捧着这封信,溥杰哭了。不久,浩在日本,接到了由日本红十字会转来的溥杰的信。
溥杰特赦回到北京之后,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在周总理的安排下,溥杰先在景山公园劳动了一年,然后调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专员。工作有了,该考虑家庭了,溥杰非常想跟他在日本的妻女团聚,可是却遭到了大哥溥仪的反对。溥仪当初就认为:浩是日本人派来监视他的特务,所以对浩一直没有好感。他认为应该废除那段婚姻。
1961年2月12日下午,农历腊月二十七,周总理邀请爱新觉罗家族到西花厅他的家中吃饭。溥杰的叔叔载涛以及哥哥、弟弟、妹妹、妹夫都去了。吃饭之前,总理说:“今天请你们来一起过年,另外和你们商量一下溥杰的家庭问题。他的夫人还在日本,要不要请他的夫人回来一家人团聚呢?”包括溥杰在内,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总理为溥杰的事会把全家人请来商量。一时没有人说话。总理就让溥仪先说,溥仪说了他的反对意见。接着弟弟、妹妹相继发言,都主张把嫂子接回来。时间过去一个多小时了。总理说:“先吃饭吧!快到除夕了,咱们吃顿饺子过年吧。”吃完饭,周总理说:“浩夫人虽说是日本人,但她既然已经同溥杰先生结婚,她就是中国人民的一员了。……我完全同意浩夫人和嫮生回到祖国北京来。”(笔者注:自从嵯峨浩与溥杰结为夫妇之日起,日本关东军就取消了浩的日本国籍。她和女儿在日本的身份,是中国侨民)
当天晚上,周总理就嘱咐溥杰:写信,邀请嵯峨浩回来。溥杰回家后,含泪写道:“关于你归国一事,已无任何阻碍。”
周总理派人专程到日本,将溥杰的信交到了嵯峨浩的手里。接到这封信,浩就启程了。
跟浩一起回来的,是他们的二女儿嫮生和大女儿慧生的骨灰。四年前,她和一个日本男青年一起离家出走。后来警察在天城山上,发现了他们的尸体。那个男青年先用手枪打死了慧生,然后自杀了。
浩夫人回到北京后,也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一同被接见的,还有浩的母亲和妹妹等人,溥杰担任翻译。周总理说:“……你们和我们,大家都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从今以后,我们做个好朋友吧!”周总理特别提到了慧生。他对浩夫人说:“虽然已经晚了,但在此,我要对慧生的死表示沉痛的哀悼。失去了一位好姑娘,太遗憾了。她曾经给我写过信,我喜欢像她那样勇敢的孩子。”周总理亲切地对嫮生说:“你的父母已经决定在北京定居。但你的未来由你自己决定。……婚事也一样,如果喜欢日本人,那么就找个日本人结婚,不必勉强找中国人……”后来嫮生回了日本,跟一个日本人建立了家庭。
溥杰和浩,在北京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两人一起动手,在小院里种上了花草树木。其中有一棵柿子树还专门请个“行家”来嫁接过,这个“行家”,就是大名鼎鼎的杜聿明。浩重新拿起了画笔,并且到什刹海游泳池游泳,打乒乓球和网球,还学习烹制中国菜。她说:“回到北京后,我迎来了第二个青春。”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天,溥杰二妹妹的孩子,带着一伙中学生冲进了52号院。他们呼喊着:“战争罪犯的弟弟、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赶快认罪!”并且动手打碎厨房里贴着日本商标的酱油瓶、醋瓶。浩夫人被吓呆了。一向温文尔雅的溥杰,此刻愤怒地大声喝道:“不许你们耍野蛮!你们有什么理由,得到谁的允许,跑到这里来胡闹!”学生们被镇吓住了。但是第二天,他们又来敲门了。这回,大门紧闭,学生们没能进来。这件事情被周总理知道了,他立即采取了保护措施。在此后漫长的“运动”中,52号院再没有受到冲击。溥杰说:周总理对我的恩情比天高,比海深,我没齿不忘。
1986年6月,组织上对溥杰的住宅进行局部修葺改造。溥杰夫妇暂时搬到政协招待所去住。这个时候,浩夫人的肾病开始恶化,住进了北京友谊医院。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族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的溥杰,尽管工作繁忙,但每天下班后必乘坐公共汽车到医院去,陪护病榻上的妻子。半年之后,浩夫人去世了,没能再回52号院。
行使当家做主权利:人大会上投了唯一反对票
1988年3月至4月,在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溥杰对其中一项议案提出了不同意见,表决时,他坐在主席台上,高高地举起右手,投了引人注目的一张反对票!谁也没有想到,这位中国末代皇帝的胞弟,在经历了近80年沧海桑田的历史巨变之后,以光荣的人民代表的身份,公然举起右手,投了唯一的反对票。这一行为使他成了人大会上引人注目的新闻人物,中外记者纷纷将闪光灯对准了他。一名记者不解地询问:“溥杰先生,您一向是以‘老好人’著称的,怎么倒投了反对票?”溥杰掷地作金石声地朗然答道:“人大会议要充分发扬民主,人大代表要敢于发表意见,改变人大的‘橡皮图章’的形象。”当年4月的《民族画报》,以突出的版面报道了“末代皇弟”这一举动。这位矮小的老人,总是抱着“人民选我做代表,我就要为人民多说几句话”的信念,认真地参加各届全国人大会议,积极发言,细心做笔录,令人佩服。(摘自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末代皇弟溥杰传贾英华/著)

亲属

1945年8月8日,苏联出兵中国东北,重创日本关东军,随后,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投降,溥仪被迫退位,满州国灭亡。溥杰与哥哥溥仪被苏军俘虏,押赴苏联,1950年遣返中国,受中国共产党再“教育”,到1960年获释。期间长女慧生于日本伊豆半岛的天城山自杀。之後与妻子重逢,并度过文化大革命,1994年在京逝世。
1960年溥杰第二批特赦,不久,妻子嵯峨浩从日本回到他身边夫妻团聚。溥杰先在景山公园工作一年,后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曾先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94年2月28日病逝,88岁。著有回忆录《溥杰自传》。

亲属

2003年,日本朝日电视台为纪念开台45周年,拍摄特备电视连续剧《流转的王妃·最后的皇弟》(-{流転の王妃?最后の皇弟}-),把战事当作背景,描绘溥杰与夫人之间的感情。溥杰、浩分别由竹野内丰常盘贵子饰演。

书法艺术

溥杰自幼受到严格的书法基础训练,工行书,初学虞世南,后受其业师赵世骏影响
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溥杰故居

位于护国寺街52号是一座小四合院。从外观上看,临街的门楼很一般。它原是清醇亲王载沣的产业,后作为遗产分到了溥杰名下。作为战犯,溥杰1960年得到特赦,从抚顺回到北京。
不久,其妻嵯峨浩从日本回到中国,相隔16年后家人团聚,并住进了护国寺街52号(这之前小院被一家工厂占用)。

满文汉文印章

1987年嵯峨浩在京病逝。晚年的溥杰先生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他在护国寺家居小院的南房(会客室)里接待来访的中外客人;在小院的北房(卧室及书房)中著书写字。溥老的字体独具特色。

改造

1959年国庆十周年,我国政府大赦第一批战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获得特赦。一年后,溥仪的弟弟溥杰也获得释放。溥杰回京后,北京市委统战部把他安排到景山公园边劳动边改造。
有一天,市委统战部告诉我在北海仿膳安排一顿饭,参加者有廖沫沙同志、林副部长、溥仪、溥杰兄弟俩和我。统战部还嘱咐我,提前给仿膳的“御厨”们做工作,不要到那天见了溥仪后,一激动,又下跪、又叩安的,如果想见溥仪,就在远一点的地方看看。

溥杰

记得那天廖沫沙介绍了各人之后说,你们兄弟俩今天见面了就应该高高兴兴的,不是多年没吃你们的风味了吗?今天有你们的特色点心,好好吃一顿。早获释一年的溥仪埋头大吃。而刚刚获释的溥杰则十分拘谨,几乎没有吃东西。他手中拿着笔记本,将各位领导的话一一记录下来。
刚到景山公园劳动时,溥杰的吃住都在景山园内,我负责监管、教育和照顾他,什么都得教。比如一开始安排他在扫地班,工人们扫地都背上一个筐,筐里放着个簸箕,随扫随撮。而溥杰只背着一个筐,拿着一把扫帚。他把垃圾扫成一堆后,不知道怎么处理,就用双手把垃圾捧到筐里。
1961年正是困难时期,食堂里的早饭是萝卜、蔓菁加大米煮成的稠粥,工人们每人都盛上满满一大碗。溥杰担心自己落后,每次也盛满一碗,可他饭量小,吃不了,又不敢倒掉,就坐在一边看着那碗粥发愁。后来,食堂的师傅向我反映了这个情况。我就去告诉溥杰:“别的你认为你没有自由,咱们这个吃饭是自由的,吃多少盛多少。每个人的饭量不一样,不用跟别人比。”溥杰听着,是是是地连连点头。
大约5个月后,溥杰的太太嵯峨浩回到中国,总理安排他们住在护国寺的一个院子。从那以后,每天他回家居住,白天来景山劳动,扫地、搬花,他的太太就在最近的路椅上坐着,看着他干活。他一周会主动给我写两份思想汇报,汇报他都学会了什么,工人们对他的关心、帮助等等,反正就是感谢。大约一年后,我向上级建议,对溥杰的改造已基本完成,可以让他回归社会。有关部门很快就安排溥杰到政协做了文史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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